深圳入户2022年残酷！深圳流水线女工现状：被强奸、家暴、压榨后，还无处安身

原标题：残酷！深圳流水线女工现状：被*、家暴、压榨后，还无处安身 五月的一个凌晨，丁丽被楼下的吵闹声惊醒，她冲下楼，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倚靠在门旁哭泣，而她的丈夫则躺在*上玩着手机。 两人吵架的原因，是男人*回家以后，女人抱怨打工辛苦，想换一份工作，男人便以“工作不好找”为由发起了火，动了手。 女人的手肘破了，脸上也被耳光扇得青紫，丁丽帮忙敷完药以后，询问要不要报警，被对方拒绝了——已经忍耐了八年，找*来，又能怎么样？ 有太多问题制约着被家暴的女工们，让她们不能*。 2015 年，丁丽创办了女工服务组织绿色蔷薇，目的是为女工群体争取他们的权利，如帮助女工们逃离家暴、保护劳动权益，以及为女工们的下一代获取更多的教育资源。 这几年，绿色蔷薇成为了覆盖人群最广，扎根最深的女工服务机构，获得了上万深圳女工的认可。 但因为这次疫情，先前合作的基金会决定撤资，绿色蔷薇*之间走到倒闭边缘。 绿色蔷薇建立的初衷，是为了让女工们能够被看见。 2002年，丁丽和家里人一起，在甘肃老家的麦场里割着麦子，母亲突然开口，温柔地告诉她，因为哥哥要上高中，丁丽必须辍学去打工。即使早有预感，但要离开校园的消息，还是让14岁的丁丽忍不住哭了一整天。 离开家乡以后，等在面前的，是让丁丽觉得自己成为了一个原子、一个零件的流水线。厂房紧紧挤在一起，放眼望去，到处都是蓝色工装的海洋，洗澡都有人盯着你，浪费水要罚款。 丁丽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，是在一间文具厂里，那段日子她的手已经养成了习惯，随时准备着把十多种零件装进流水线上的笔盒里。那年的生日，她许的唯一一个愿望是不要做错事，免得被组长指着鼻子骂。 自上世纪八十年*始，城市的高速发展吸引了无数年轻劳动力涌入。到2000年，中国的女工群体已经高达3725万人，这其中的绝大多数，都是迫于无奈而辍学、颠沛，成为城市发展的齿轮，又因为社会的漠视而失声。 连带着她们面对的困境，也在很长时间内遭到忽略：性侵害、婚姻剥削、育儿难题、养老问题。女工们被挤压到城市的缝隙里，忍受着无处不在的粗暴对待。 2005年，离开流水线加入工业区的公益组织以后，丁丽听说过许多惨痛的案例，有十来岁的小姑娘被组长欺侮而神经失常，也有出入城市的女工，被工友*后不得不和对方结婚生子，进而活在家暴的*影里。 在中国，超过三成已婚女性遭受过家庭*，在每年的15.7万女性*者中，超过60%是因为家暴，家庭*在中国女性他杀事件中占比高达40%。而女工群体，由于婚姻不幸状况更为普遍，面临的家暴与*的情况也尤为严重。 这些被家暴的女工，飘零在外，往往缺乏社会支持，在遭遇*时没有人可以求助。 相比之下，丁丽是幸运的，因为较早获得了性别知识与法律教育，在后来丈夫和她之间出现矛盾的时候，丁丽果断提出协议*。 但这份幸运实在稀缺，大多数时候，女工们的故事是另一种走向。 从流产手术台上下来，朱朱全身都在痛。她瘫倒在出租屋的*上，盯着天花板。小腹依然在痛，房间空无一人，天花板上一片空白。 钥匙转锁发出声响，下班的丈夫推门而入。 “做饭了吗？”他脱鞋、换衣裳，瞥一眼厨房。 “没呢。” 丈夫的语调又抬高几度：怎么衣服也没洗啊？ 她说医生嘱咐不能碰冷水。 “要我洗啊，那我娶老婆回来干吗？” 朱朱从*上爬起来：“你不知道我刚做完流产手术回来，我不舒服吗？” 丈夫笑了：“不就流个产吗？又不是生小孩，怎么这么娇气啊。” 他穿上鞋，开门出去吃饭。“你一个人饿死算了。” 门“砰”地关上了。 两个女人在台上演了这场戏，剧本来自朱朱的真实经历。扮演丈夫的是丁丽。 上面这场对话演完，其他演员纷纷上前，一边往“妻子”和“丈夫”身上贴各色贴纸，一边念出纸上的句子： 她是你老婆，不是你家保姆／要爱护好自己身体／男人也可以做家务／要尊重女性，男人也可以共同承担。 朱朱今年32岁，做过18年女工。头7年在流水线上，之后她做过酒店服务员、营业员、保险销售、幼儿园生活老师。丁丽16岁来深圳打工，后转做公益，2015年11月创办深圳唯一为女工服务的草根公益机构“绿色蔷薇”。 她与朱朱相识十余年，2017年9月邀请朱朱加入机构做社工。机构开办戏剧工作坊，丁丽组织七八个女工，自编自导自演戏剧《她们说》，让每个女工出演自己的真实故事。 通过戏剧工坊、小组联动互助等方式，绿色蔷薇以牛始埔社区为起点，塑造着属于女工的社区文化，配合讲座、分享会等形式，对女工们进行性别教育、劳动法知识普及，以及个案帮扶，让这个受到压抑的群体看到更广的世界，发现自身更多的可能。 戏剧工坊，对于这些从小就被忽视的女工们意义非凡——通过表演，她们被长期禁锢的表达欲被激活，也终于能大胆说出自己的感受和渴求。 丁丽和姐妹们把加诸在她们身上的困境搬上了舞台。丁丽一句句念*词：“我要上班”、“要做家务”、“要带小孩上医院”、“要我上（节育）环”。 2018年，演完最后一场和工友姐妹们合作的戏以后，朱朱还是决定回到老家去，和丈夫一起过日子。走之前，朱朱回望自己20年打工生活，才惊觉初到时和老家一样四处荒山野岭、满地坑坑洼洼泥泞路的深圳，已然是另一幅景象，她把13岁以后的岁月都留在这里，自己却没能留下。 流离，是女工们生活的常态，尤其在结婚、生子以后，女工们不得不随着男性和家庭的移动，脱离自己固有的人际关系和支持网络，不断投身一个个“别处”。 “男工往往有更多的选择，即使*离开城市，还可以回家，总是有根、有着落，不管是在空间上还是心理上。但女性一出生似乎就没有了真正属于她的地方，命运使她不断漂泊。” 丁丽成立绿色蔷薇，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态，用流动人口社区里的公共空间和社会组织，填补女工缺失的社会支持。通过戏剧、文字创作，女工有了表达自我的渠道，发声的*在集体带动下被唤醒；在姐妹们的小组里，她们可以尽情讲述自己的困惑、渴望，没有人会去评判，而是互相理解、体谅，并且获得姐妹们的帮助。 更重要的是，绿色蔷薇给了女工们发展的空间。手工、乐器、电脑、摄影，甚至函数，丁丽总能帮忙找来合适的志愿者和资源，在基本的性别教育、普法教育之外，女工们能在这里看到更广阔的世界。 机构成立了5年，丁丽对这个龙岗区的城中村社区有了感情。最初仅有两个人的小组织，发展为服务着这个片区的9000户、约1.5万常驻流动人口。 椅子上女工们坐在一起交流逗趣，手里还做着各自的手工活计。而女工们的孩子放了学，跑到机构，找个沙发就躺下来睡觉。每到饭点，就会有妈妈扯着嗓门教训小孩吃饭，丁丽一听声音，就知道是哪一户人家。 有时一通电话打过来，邻居已经备好了菜，叫丁丽过去吃饭。同事丢了猫，附近的人都帮着找，一个环卫工阿姨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，说是见了猫，过来确认一下。 丁丽的孩子不在身边，别的小孩却在她眼皮底下一天天长大。六月份的一天，她走在巷道里，旁边的房屋外，一排白萝卜干晾挂在衣架子上。穿着淡蓝色短袖校服、系着红领巾的小孩越过她往前跑。 深圳大都市的小城中村里，有了她老家甘肃天水的气息。她写下一段话：“多么想一直陪伴着你们长大。” 但丁当和她的绿色蔷薇，差一点也离开了牛始埔。 受疫情影响，许多企业、基金捐款量不断下降，公益机构们的资金来源越发匮乏。绿色蔷薇就因为资金链断裂，*之间走到悬崖边缘。 危机之下，丁当和姐妹们自掏腰包垫了五个月的资，但杯水车薪。社区里受过绿色蔷薇帮助的家人们聚到一起，不管大人、孩子，都在为了保住这里集思广益，做手工义卖、街头表演，或者直接捐钱。 总之，他们都不想看到绿色蔷薇倒闭，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。 为了保住这个家，丁当写了一封求助信，《在深圳，10000个丁当需要你的帮助》。 这篇文章刷屏后，通过腾讯公益平台，她们仅用15个小时就募集了36万资助，到2020年7月10日，绿色蔷薇已经基本解决了两年的基本运营费用——这些捐款将覆盖每个月3500的房租以及人工费。 但危机没有完全结束。 由于疫情吸收了公众绝大部分注意，造成捐赠的透支现象，在未来一两年内，公益机构募集资金将更加困难。换言之，如果不能获得稳定的资金来源，绿色蔷薇的前路依然风雨飘摇。 “没有了家园会怎么样？我不敢想。”丁丽在文章里写道。 责任编辑：